内容提要:西部地区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因此,加快西部大开发,需要积极吸引外资,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经济。在进一步对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方面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制度创新”是改革第二阶段的指导思想,为了有效地促成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西部地区,利用开放带动开发,政府的外资政策除了必要的财政税收及金融激励外,更重要的是应由特惠政策转向普惠政策,由区别政策转向统一政策,由对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限制、非国民待遇转向开放国内市场、实行国民待遇,以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开放和吸引外资的主线,着眼于建立统一、透明的游戏规则,保证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机制。因而,西部大开发中的外资政策取向,不在于实行减免税等优惠措施,关键是要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经济,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国有经济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对物质、技术开放和对观念、思想开放;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四个两”战略:即两种资源棗国内、国际资源;两种市场棗国内、国际市场;两种技术棗国内、国际技术;两种资本棗国内、国际资本。尽管政府与外资的目标与重点有很大区别,但是在开发西部人力资源这一点上,两者可以找到适宜的结合点。
加快西部开发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强烈共识,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发展前景,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若干年前政策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调整地区发展战略?要不要实施加快西部开发战略?那么现在的政策争论焦点是西部大开发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加快西部大开发?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加快开发西部地区要有新的思路,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新变化。”因此在中央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之后,确定什么样的新思路来加快西部开发就成为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了。
一、积极吸引外资是加快西部开发的必然选择
国际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曾被视为东亚地区高速经济增长的基础。Martin和anagishima (1993)根据东亚地区的发展经验,总结了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若干益处:一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社会福利。贸易自由化以低成本的外国商品取代了高成本的国内商品,刺激消费需求。而低廉价格与消费需求 的扩大本身就增加了社会福利。
二是扩大企业经济规模。国外竞争能促进国内企业的产出效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特别是技术引进、技术扩散和技术进步促进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三是引导国外投资。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可以直接购买或利用外国货物(包括原材料、原部件和资本货物等),反过来提高国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四是通过贸易提高生产率。研究发现,开放度愈大的国家,产出增长率就愈高。 这是因为从世界市场可方便地获得新的投入要素和更专业化的投入要素,更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创新,以改进生产率,潜在市场的扩大又促进厂商投入更多的研究开发经费(R&D)。
五是正反馈强化效应。当 几个国家同时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时,每一个国家扩大进口的同时也增进它们各自的出口,它们之间的正面作用相互加强。
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7)认为,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国内高储蓄率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当前来看,积极吸引外资对于加快西部大开发进程、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1、通过引进外资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外资可以有效地促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其机制可以归纳为:通过外资弥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外资通过把区域的储蓄倾向转变为真实的投资来实现其发展的功能;外资通过改善投资地的原有资产存量,促进经济增长,并进一步通过新建企业形成高质量资产、通过收购和兼并提高原有资产存量;外资带来国外先进实用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式促进一国或地区的发展;外资通过对投资地人力资源的开发,为经济增长积累人力资本;外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提高管理效率、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成为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计算表明,“三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80年的0.5%上升为1990年的4.4%,1997年又进一步上升为17%;企业的税收占税收比重1995年为12%;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由1985年的1.1%上升为1997年的41%。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研究(World Bank, 1996),外商投资经济对1990-1994年期间中国GDP总量增长率的贡献为0.9个百分点,其贡献率为8.6%。近年来这一贡献率已超过10%,预计今后这一贡献作用还会愈来愈大。
2、通过引进外资创造新增就业岗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短缺经济”类型向供大于求的“结构性过剩”类型的转变,大部分工业制造品供大于求,或者供求基本平衡,许多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剩或利用不充分,特别是那些竞争激烈、市场准入门槛较低的行业以及资本密集、生产能力过剩或趋于资源萎缩的机械、冶金、森工、军工、原材料、矿业开发等传统行业,大多已处于停产与半停产、亏损与半亏损状态。随着工业品市场供求格局的变动,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些企业的关、停、并、转、破,促使这一时期下岗工人急剧增加。作为老工业基地和“三线”建设重点布设地的广大西部地区更是成为这场“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的重灾区。然而,就中国的国情和西部地区的区情而言,“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简单等同于GDP增长是硬道理。GDP规模再大,若就业规模没有相应的、按一定比例的增长,导致就业问题很突出,那么社会稳定就无法保证,西部开发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已经为中国创造了近18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仅广东一省就创造了近1000万个新增劳动机会。对于中国和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资源相对稀缺的最基本国情,吸引FDI就意味着利用工业国的剩余资本,为中国和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3、通过引进外资,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市场竞争。广大西部作为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其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大量引进外资可由此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诀窍、管理手段等稀缺资源和知识。这等于将发达国家长期积累、高额投入的人力资源和知识技术存量转移到本国和本地区,获得所谓“溢出效应”(Wang, J. and Blomstrom. M, 1992)。国际经验表明 ,吸引更多的FDI将带来新的管理技能、体现在资本设备中的新技术以及流行的国际市场营销方法(World Bank, 1997)。
4、吸引FDI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地区乃至发达国家差距并迎头赶上的重要途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作为技术进步源泉的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收益不变,就会产生长期增长。由于技术模仿成本小于技术发明成本,因而会出现追随国追赶领先国的情形。追随国与领先国的差异越大,追随国的增长率将越高。技术扩散既包括本国厂商对外国已发明产品的模仿,也包括更直接的扩散方式即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来进行。 世界银行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首先就要缩小技术差距和知识差距,而缩小这些差距的主要途径不外乎
(1)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2)扩大国际贸易 (3)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证。
中国80年代初按PPP法计算的人均GDP美元值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3-4%,到1995年已提高到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0%以上(World Bank, 1998)。而之所以能有效地实施追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主动地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积极引进外资,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充分利用和享受国际分工 和比较优势的好处,使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成为创造新增就业的主要来源和提高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正是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对投资地区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效应,因而可以大大节省西部地区获取最新技术的投资成本和时间成本。
5、积极吸引外资,加快对外开放是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有效手段。从日本的经验看,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与FDI投资类型具有一致性特征。产业升级分为四个阶段:劳动推动型阶段;重化工业化阶段;装配制造型阶段和发明推动型灵活制造阶段。相应的,FDI也经历过四种类型:低工资劳动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无库存型;跨国装配型;战略网络(同盟寻求)型。因此FDI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应主动利用开放市场来促进和加快西部地区的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结构、技术结构和出口结构。
6、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既是全球化时代实施新的追赶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目前经济生活中改革与发展动力不足的必然选择。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者根据政府的计划来生产,是“生产者主权论”,政府在为他们提供垄断地位的同时,还为他们设置高关税或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市场。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产生新的政治压力,迫使政府进一步实施“保护”,使暂时的保护演变为永久的保护(Franklin R. Root, 1994)。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生产者不是根据政府计划而是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是“消费者主权论”,政府不是保护生产者,而是保护消费者。政府政策(无论是国内经济政策,还是国际贸易政策)迫使国内生产者改善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供良好服务的最好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促进国内竞争和参与国际竞争。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大规模吸引外资参与西部的生产和建设,就可能使西部地区从其发展伊始就纳入良性发展轨道,实现经济增长质和量的同时提高。